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来自美国两所高校的教授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两名获奖者创建的新契约理论工具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与制度,以及契约设计中的潜在缺陷很有价值,尤其对我国具有很强的启发价值和现实意义。本刊特辑曾为哈特教授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对新契约理论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应用价值的解读文章,以飨读者。

契约理论在中国具有广泛用途

/聂辉华

长期以来,国企改革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任务,而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产权改革,就是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在这方面,完全契约理论所研究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都可以用于分析国企低效率问题。不完全契约理论所研究的企业产权问题,更是可以为国企改革注入学术营养。

 

 

     

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名花有主了。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教授哈特(Oliver Hart)和MIT(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霍尔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om),以表彰他们在契约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两位教授都是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做的是经济学界最基础也是最艰难的原创性工作,其论文均为数理模型。我曾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跟随哈特教授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与霍尔姆斯特伦教授也直接打过交道。因此,我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两位教授的主要贡献,并说明契约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应用价值。

 

生活何处无契约

    契约理论可以看作是博弈论的应用,它用一种契约关系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类产品和劳务的交易行为,以及分析约束人们行为的机制或制度。例如,我们每天上班就是在履行自己与单位之间的契约关系,在餐馆吃午饭就是在履行我们与饭店老板之间的契约关系,坐出租车回家就是在履行我们与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契约关系,要求小区物业及时修理路灯就是在履行业主与物业之间的契约关系,揭发官员腐败现象就是在履行我们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总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契约的社会里。这里的契约通俗地说就是合同,但是比合同的意义更广泛。它包括短期的或长期的契约,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契约,显性的或隐性的契约。

    那么,契约理论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它主要针对人们在契约制定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三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偷懒问题。比如,物业收取了业主的物业费,却不及时修理坏了的路灯,就是一种偷懒或卸责行为。这种行为换到官员身上,就是时下讨论的懒政怠政问题,用契约理论讲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第二类问题是逆向选择问题,就是撒谎问题。举例来说,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希望找到合格、高素质的员工,但是并不清楚每个员工的素质。此时,员工拥有不对称信息,他就有动力掩盖自己的真实类型,总是倾向于说自己是高素质的员工。

    契约理论分为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两派。霍尔姆斯特伦的主要贡献在于完全契约理论。完全契约理论主要用于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解决的思路是,要让当事人不偷懒,必须保证当事人在勤奋时的期望收入高于偷懒时的期望收入,这样当事人就不会偷懒了,并且这有利于双方的总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原理。其实说白了,就是契约的设计者要采取赎买的思路,但赎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经济学强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例如,为了解决小区物业偷懒的困境,业主委员会可以和小区物业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小区如果绿化好、更安全,就可以吸引到高收入的居民或租客,然后小区就可以在广告投放上获得更多收入分成。这样的契约设计,就调动了小区物业的积极性,因为它为业主努力工作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努力工作。

    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思路也是类似的赎买思路,不过相对更复杂一些。举例来说,电信服务公司面对两类客户:一类是高收入客户,另一类是低收入客户。从经济学上讲,如果电信公司能够区别对待两类客户,针对高收入客户收取高价格,针对低收入客户收取低价格,就是所谓价格歧视,那么就可以得到比统一定价更高的利润。但是电信公司并不知道客户的收入情况,这是信息不对称的。怎么办呢?电信公司可以设计一种菜单契约:一种是针对高端客户的资费菜单,每分钟通话费0.4元,但是每个月要交50元座机费;另一种是针对低端客户的资费菜单,每分钟通话费0.6元,不用交座机费。简单的计算可以推断出,如果一个人每个月通话时间少于250分钟,这是低端客户,一定会选择第二种菜单,否则就会得不偿失。反之,如果一个人通话时间较多,一定会选择第一种菜单。通过这样一种机制,电信公司成功地将客户甄别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信息甄别”模型。这个例子是不是有点熟悉?其实就是中国移动公司推出的“全球通”和“神州行”业务,前者主要针对商务人士,后者主要针对非商务人士(学生或农村居民)。

    哈特的主要贡献在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它主要解决敲竹杠问题。举例来说,你早上走出小区,和对面一个人擦肩而过,结果对方摔倒了。其实你知道你并没有撞他,他也知道你没有撞他,你们之间此时是信息对称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向第三方(比如法院)证实这点,周围也没有摄像头来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很可能会对你敲竹杠,要求你赔偿他的损失。在这种情形下,你们之间相当于有一种隐性契约,你们彼此都了解对方的行为及其后果,但是没有办法向第三方证实,这样会导致履约困难。

    类似的问题是,假设你经常去一家江西饭店吃南昌炒粉,老板问你是要“中辣”还是“微辣”,你说是“微辣”。当炒粉上好之后,你明明知道味道就是你们熟知的“微辣”,但是你一口咬定是“中辣”的,并且声称影响了你的胃口而拒绝支付。此时如果打官司,法官也无法证实到底多辣是“微辣”。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是对饭店老板敲竹杠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解决办法是,一旦契约中没有预料或者无法证实的情况,应该将事后的剩余控制权交给投资更重要的一方,或者对社会总产出更重要的一方。在南昌炒粉这个例子里,由于饭店老板付出了专用性投资(沉没成本),他应该更有积极性去满足顾客要求,因此发生争议时他的利益应该被优先考虑。顾客如果觉得不满,大不了可以用脚投票,毕竟顾客在这个案例中没有付出沉没成本。

 

英国绅士哈特教授

    2009年9月到2010年8月,我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导师就是哈特教授。因为哈特出生于英国,长期在美国工作,所以他既有一个英国绅士的风度,又有一个美国学者的洒脱。在哈佛时,我每次和他见面,他都笑容可掬,亲切地问候我的近况,包括我的生活条件、在哪里看书、家人的情况等。他觉得我毕竟是一个异乡人,因此一定要确信“所有情况都挺好的”(everything is fine)。和他在办公室讨论学术问题时,他也会把脚架到办公室的矮桌上,此时他更像是一个洒脱的美国人。2010年4月份,我们去他位于列克星敦镇的家里做客。当时一屋子人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只有我是一个访问学者,跟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太容易说得上话。他看到这种略显尴尬的情况,就主动过来和我攀谈,并关心地问起我在人大经济学院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学界的发展。那一刻,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慈祥的长者,善解人意,体贴入微。

    人是一个多面体,哈特教授的慈祥温和只是他的A面,他的B面就是严格细致。我刚到哈佛时,和他第一次见面,他就要求我要准备在他主持的“组织经济学午餐会”上报告一篇英文论文。那时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英语也不太好,因此感觉压力极大,有时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小心翼翼地回答他的问题。

 

契约理论在中国应用广泛

    契约理论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用途。长期以来,国企改革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任务,而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产权改革,就是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在这方面,完全契约理论所研究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都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国企低效率问题。因为国企低效率的原因就包括经理人的卸责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包括国企经理人的选拔问题。而不完全契约理论所研究的企业产权问题,更是可以为国企改革直接注入学术营养。按照哈特教授的产权理论,企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要匹配,否则拥有控制权的经理人可能会偷偷拿走企业的收入。通俗地说,就是国企改革离不开对国企经理人的股权激励,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国企努力,就必须解决他们的激励相容问题。

此外,哈特教授还专门分析了不完全契约理论应用于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情况,而PPP正是当前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PPP项目一般包括设施建造和服务提供两个阶段。如果建造设施的质量容易证实,但服务提供的质量难以证实,那么传统的分包模式更好,此时PPP反而会导致过度投资。相反,如果建造设施的质量不容易证实,但服务提供的质量容易证实,那么项目的互补性会导致PPP模式更好,此时传统模式会出现投资不足的问题。大致来说,学校属于第一类情况,而医院属于第二类情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2016年11月22日

机制设计理论 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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